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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州韦使君新堂记

[唐代]:柳宗元

将为穹谷嵁岩渊池于郊邑之中,则必辇山石,沟涧壑,陵绝险阻,疲极人力,乃可以有为也。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状,咸无得焉。逸其人,因其地,全其天,昔之所难,今于是乎在。

永州实惟九疑之麓。其始度土者,环山为城。有石焉,翳于奥草;有泉焉,伏于土涂。蛇虺之所蟠,狸鼠之所游。茂树恶木,嘉葩毒卉,乱杂而争植,号为秽墟。

韦公之来,既逾月,理甚无事。望其地,且异之。始命芟其芜,行其涂。积之丘如,蠲之浏如。既焚既酾,奇势迭出。清浊辨质,美恶异位。视其植,则清秀敷舒;视其蓄,则溶漾纡余。怪石森然,周于四隅。或列或跪,或立或仆,窍穴逶邃,堆阜突怒。乃作栋宇,以为观游。凡其物类,无不合形辅势,效伎于堂庑之下。外之连山高原,林麓之崖,间厕隐显。迩延野绿,远混天碧,咸会于谯门之内。

已乃延客入观,继以宴娱。或赞且贺曰:“见公之作,知公之志。公之因土而得胜,岂不欲因俗以成化?公之择恶而取美,岂不欲除残而佑仁?公之蠲浊而流清,岂不欲废贪而立廉?公之居高以望远,岂不欲家抚而户晓?夫然,则是堂也,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?山原林麓之观欤?将使继公之理者,视其细知其大也。”宗元请志诸石,措诸壁,编以为二千石楷法。


“永州韦使君新堂记”译文及注释

译文

如果打算在城邑营造幽谷、峭壁和深池,那就必须运载山石,开凿山涧沟壑,逾越险阻,耗尽人力,才可能办到。可是要想有那种天造地设的景致,则不能做到。而不必耗费民力,顺应地形,且能保持天然之美,这种在过去很难办到的事情,如今在这里出现了。

永州在九嶷山麓,最初在这里测量规划的人,也曾环绕着山麓建起了城市。这里有山石,却被茂密的草丛遮蔽着;这里有清泉,却埋藏在污泥之下,成了毒蛇盘踞,狸鼠出没有地方。嘉树和恶木,鲜花与毒草,混杂一处,竞相疯长。因此被称为荒凉的地方。

韦公来到永州,过了一个月,州政大治,没有多少事情。望着这块土地,感到它很不平常,才让人铲除荒草,挖去污泥。铲下来的草堆积如山,疏通后的泉水晶莹清澈。烧掉了杂草,疏通了清泉,奇特的景致层出不穷。清秀和污浊分开了,美景代替了荒凉。看那树木,则清秀挺拔,枝叶舒展;看那湖水,则微波荡漾, 曲折萦回。怪石森然繁密,环绕四周。有的排列成行,有的如同跪拜,有的站立,有的卧倒。石洞曲折幽深,石山突兀高耸。于是在此建造厅堂,作为观赏游玩的地方。所有的怪石无不适应地形地势,献技于堂庑之下。新堂的外边,高原和山连接,林木覆盖的山脚悬崖,穿插交错,或隐或现。绿色的原野从近处伸向远方,跟碧蓝的天空连成了一体。这一切,都汇集在门楼之内。

新堂盖好后,使君便邀请客人前来参观,接着又设宴娱乐。有的边赞誉,边祝贺说:“看到您修建这新堂,便知道您的心志。您随着地势开辟出胜景,难道不就是想顺着当地的风俗来形成教化吗?您铲除恶木毒草而保留嘉树鲜花,难道不就是想铲除凶暴而保护仁者吗?您挖除污泥而使清泉流淌,难道不就是想除去贪污而提倡廉洁吗?您登临高处而纵目远望,难道不就是想让每个家庭都安定和富饶吗?既然这样,那么建这个新堂难道仅仅是为了草木土石清泉流水怡人心意,或是为了观赏山峦、原野和树林的景色吗?该是希望继使君后治理这个州的人,能够通过这件小事,懂得治民的大道理啊。”宗元请求把这篇记文镌刻在石板上,嵌在墙里,编入书中,作为刺史的楷模法式。

注释

此文钞本甚多,标点、文字均有出入,兹依王力校订为准。韦使君:韦宙,公元812、813年(元和七、八年)间任永州刺史。

穹谷:深谷。嵁(kān刊)岩:峭壁。渊池:深地。

辇(niǎn捻):人推或拉的车,这里用如动词,用车装载的意思。

沟:这里用如动词,沟通,开凿的意思。

陵绝:超越。

九疑:即九疑山,在今湖南宁远县境内。

度(duó夺):量度,这里有勘测规划的意思。

翳(yì益):遮蔽。 奥草:深草。

涂:污泥。

蛇虺(huí悔):一种毒蛇。蟠:盘屈而伏。

葩(pā趴):花。卉(huì会):草。

理:治理。

芟:割除。芜:荒草。

行:流通,流动。这里是疏导的意思。

蠲(juān捐):清洁,使动用法。浏如:水清澈的样子。

酾(shī诗):疏导。

蓄:指积蓄的湖水。

溶漾:水动荡的样子。纡(yū迂)余:曲折萦绕。

四隅:这里指四方。

窍穴:这里指山洞。逶邃(suì遂)曲折深远。

栋宇:堂屋。

庑(wǔ舞):堂下四周的屋子。

间厕:参加,这里是交错的意思。

迩:近。

谯(qiáo桥)门:古代建筑在门楼上用以了望的楼。

延:邀请。

择:应作“释”,舍弃。

晓:据另本,晓应作“饶”,富裕。

措:放置。这里是嵌置的意思。

编:指编入书籍。二千石:汉代郡守的俸禄为二千石,后来习惯也称州郡一级的长官为二千石,这里指州刺史。结句一作“宗元请志诸石,措诸屋漏,以为二千石楷法。”(见《柳宗元集》,中华书局1979年版)。屋漏:西北隅之谓也。

“永州韦使君新堂记”鉴赏

鉴赏

《永州韦使君新堂记》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,赞颂了他居高望远,顺应民情,铲除残暴,废除贪污,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。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,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,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。本文先由反面设喻,导入本题;中段重在写景,末段重在颂人。写景详明,处处为下文伏笔;颂人汩汩涛涛,层层推进,句句与上文呼应,前后浑为一体。文章立意新颖,结构严密。文中穿插赋体(骈散互见),极力铺陈,着力渲染,文如行云流水,辞采清丽,画面鲜明,语言洒脱,音韵优美,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。金圣叹评论此文:“奇特在起笔,斗地作二反一落,如槎桠怪树,不是常观”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。更是难能可贵,文如其人,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。

文章分为三段。在第一段中,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。生长在长安(今陕西省西安市)的柳宗元,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,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,则“疲极人力”。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,而深知其耗费之巨。永州的奇景,自然而成,令他感叹,“昔之所难,今于是乎在”。这个起段,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。段中的几个短句,如:“辇山石,沟涧壑,陵绝险阻,疲极人力”,读来简洁精炼,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。

下一段,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:“永州实惟九疑之麓。其始度土者,环山为城。有石焉,翳于奥草;有泉焉,伏于土涂。蛇虺之所蟠,狸鼠之所游。”

唐朝时的永州,辖地包括了现在湘、桂两省的交界地区,为零陵(约当今湖南零陵、东安)、祁阳(约当今湖南祁阳、祁东)、湘源(约当今广西湘源)三个县。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,正在九嶷山西北麓。这一带是丘陵山区,气候温和湿润,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、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,草石相杂,水土交融,虫兽盘桓,自然景色十分秀丽。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,厌其杂乱无章,草木横生。柳氏的评价,反映了这种审美观:“茂树恶木,嘉葩毒卉,乱杂而争植,号为秽墟。”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,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,好坏杂居,善恶难分,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。在这里,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,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,是画龙点晴之笔。新来的刺史韦公对“新堂”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,“望其地,且异之。始命芟其芜,行其涂。”从这里开始,新堂才被开发出来。韦公不仅有认识,更有行动,动员人力进行修葺,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,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,悦目怡人。于是“清浊辨质,美恶异位”。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,命运多舛,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。所以,文中此处借“新堂”的“清浊美恶”,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。治理后的“新堂”,柳氏作了一番描写:

“怪石森然,周于四隅。或列或跪,或立或仆,窍穴逶邃,堆阜突怒。乃作栋宇,以为观游。凡其物类,无不合形辅势,效伎于堂庑之下。外之连山高原,林麓之崖,间厕隐显,迩延野绿,远混天碧,咸会于谯门之外。”全段的叙写,恰当地运用拟人、比喻的写景手法,先由内及外,再由近及远,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。文字短促而有力,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。

以上两段,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,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,由物及世,由物及人,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,先扬而后抑,复而别开洞天,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。

最末一段,柳宗元别出机抒,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,夹叙夹议,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:“公之因土而得胜,岂不欲因俗以成化?公之择恶而取美,岂不欲除残而佑仁?公之蠲浊而流清,岂不欲废贪而立廉?公之居高以望远,岂不欲家抚而户晓?”

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,可知文章虽是写“新堂”,但不全为写“新堂”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,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,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,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,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。柳氏认为韦公治理“新堂”,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,所谓“视其细知其大也”,事情虽细微,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。“美、仁、清、廉”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,柳宗元把“新堂”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,期望以此为“二千石楷法”。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。

创作背景

《永州韦使君新堂记》写于作者任职永州的第七年(811)左右。作者在文中描述了当时湖南零陵地区的生态面貌,赞赏当地官吏治理自然、陶冶身性的美好追求。柳氏以此褒美善政,也借韦使君的政绩,讴歌进步的政治理想。

柳宗元简介

唐代·柳宗元的简介

柳宗元

柳宗元(773年-819年),字子厚,唐代河东(今山西运城)人,杰出诗人、哲学家、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,唐宋八大家之一。著名作品有《永州八记》等六百多篇文章,经后人辑为三十卷,名为《柳河东集》。因为他是河东人,人称柳河东,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,又称柳柳州。柳宗元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人物,并称“韩柳”。在中国文化史上,其诗、文成就均极为杰出,可谓一时难分轩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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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柳宗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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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州实惟九疑之麓。其始度土者,环山为城。有石焉,翳于奥草;有泉焉,伏于土涂。蛇虺之所蟠,狸鼠之所游。茂树恶木,嘉葩毒卉,乱杂而争植,号为秽墟。

韦公之来,既逾月,理甚无事。望其地,且异之。始命芟其芜,行其涂。积之丘如,蠲之浏如。既焚既酾,奇势迭出。清浊辨质,美恶异位。视其植,则清秀敷舒;视其蓄,则溶漾纡余。怪石森然,周于四隅。或列或跪,或立或仆,窍穴逶邃,堆阜突怒。乃作栋宇,以为观游。凡其物类,无不合形辅势,效伎于堂庑之下。外之连山高原,林麓之崖,间厕隐显。迩延野绿,远混天碧,咸会于谯门之内。

已乃延客入观,继以宴娱。或赞且贺曰:“见公之作,知公之志。公之因土而得胜,岂不欲因俗以成化?公之择恶而取美,岂不欲除残而佑仁?公之蠲浊而流清,岂不欲废贪而立廉?公之居高以望远,岂不欲家抚而户晓?夫然,则是堂也,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?山原林麓之观欤?将使继公之理者,视其细知其大也。”宗元请志诸石,措诸壁,编以为二千石楷法。


伯夷列传

两汉司马迁

夫学者载籍极博。尤考信于六艺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,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,让于虞舜,舜、禹之间,岳牧咸荐,乃试之于位,典职数十年,功用既兴,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,王者大统,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:“尧让天下于许由,许由不受,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,有卞随、务光者。”此何以称焉?太史公曰:余登箕山,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,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,由、光义至高,其文辞不少概见,何哉?孔子曰:“伯夷、叔齐,不念旧恶,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,又何怨乎?”余悲伯夷之意,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:伯夷、叔齐,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。及父卒,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: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,“盍往归焉!”及至,西伯卒,武王载木主,号为文王,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:“父死不葬,爰及干戈,可谓孝乎?以臣弑君,可谓仁乎?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: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,天下宗周,而伯夷、叔齐耻之,义不食周粟,隐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,作歌,其辞曰:“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,我安适归矣?于嗟徂兮,命之衰矣。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由此观之,怨邪非邪? 或曰: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,可谓善人者非邪?积仁洁行,如此而饿死。且七十子之徒,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,糟糠不厌,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,其何如哉?盗跖日杀不辜,肝人之肉,暴戾恣睢,聚党数千人,横行天下,竟以寿终,是遵何德哉?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,操行不轨,专犯忌讳,而终身逸乐,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,时然后出言,行不由径,非公正不发愤,而遇祸灾者,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,倘所谓天道,是邪非邪?

子曰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”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:“富贵如可求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”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举世混浊,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,其轻若此哉?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:“贪夫徇财,烈士徇名,夸者死权,众庶冯生。”同明相照,同类相求。“云从龙,风从虎,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,得夫子而名益彰;颜渊虽笃学,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,趋舍有时,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,悲夫。闾巷之人,欲砥行立名者,非附青云之士,恶能施于后世哉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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巩顿首再拜,舍人先生:

去秋人还,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。反复观诵,感与惭并。夫铭志之著于世,义近于史,而亦有与史异者。盖史之于善恶,无所不书,而铭者,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,惧后世之不知,则必铭而见之。或纳于庙,或存于墓,一也。苟其人之恶,则于铭乎何有?此其所以与史异也。其辞之作,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,生者得致其严。而善人喜于见传,则勇于自立;恶人无有所纪,则以愧而惧。至于通材达识,义烈节士,嘉言善状,皆见于篇,则足为后法。警劝之道,非近乎史,其将安近?

及世之衰,为人之子孙者,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。故虽恶人,皆务勒铭,以夸后世。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,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,书其恶焉,则人情之所不得,于是乎铭始不实。后之作铭者,常观其人。苟托之非人,则书之非公与是,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。故千百年来,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,莫不有铭,而传者盖少。其故非他,托之非人,书之非公与是故也。

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?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,无以为也。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,则不受而铭之,于众人则能辨焉。而人之行,有情善而迹非,有意奸而外淑,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,有实大于名,有名侈于实。犹之用人,非畜道德者,恶能辨之不惑,议之不徇?不惑不徇,则公且是矣。而其辞之不工,则世犹不传,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。故曰,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,岂非然哉!

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,虽或并世而有,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。其传之难如此,其遇之难又如此。若先生之道德文章,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。先祖之言行卓卓,幸遇而得铭,其公与是,其传世行后无疑也。而世之学者,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,至其所可感,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,况其子孙也哉?况巩也哉?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,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。其感与报,宜若何而图之?

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,而先生进之,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,而先生显之,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,其谁不愿进于门?潜遁幽抑之士,其谁不有望于世?善谁不为,而恶谁不愧以惧?为人之父祖者,孰不欲教其子孙?为人之子孙者,孰不欲宠荣其父祖?此数美者,一归于先生。既拜赐之辱,且敢进其所以然。所谕世族之次,敢不承教而加详焉?愧甚,不宣。巩再拜。


外戚世家序

两汉司马迁

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,非独内德茂也,盖亦有外戚之助焉。夏之兴也以涂山,而桀之放也以末喜。殷之兴也以有娀,纣之杀也嬖妲己。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,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。故《易》基《乾》《坤》,《诗》始《关雎》,《书》美釐降,《春秋》讥不亲迎。夫妇之际,人道之大伦也。礼之用,唯婚姻为兢兢。夫乐调而四时和,阴阳之变,万物之统也。可不慎与?人能弘道,无如命何。甚哉,妃匹之爱,君不能得之于臣,父不能得之于子,况卑不乎!即欢合矣,或不能成子姓;能成子姓矣,或不能要终:岂非命也哉?孔子罕称命,盖难言之也。非通幽明,恶能识乎性命哉?


春王正月

先秦公羊高

元年者何?君之始年也。春者何?岁之始也。王者孰谓?谓文王也。曷为先言“王”而后言“正月?”王正月也。何言乎王正月?大一统也。

公何以不言即位?成公意也。何成乎公之意?公将平国而反之桓。曷为反之桓?桓幼而贵,隐长而卑。其为尊卑也微,国人莫知。隐长又贤,诸大夫扳隐而立之。隐于是焉而辞立,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;且如桓立,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。故凡隐之立,为桓立也。隐长又贤,何以不宜立?立適以长不以贤,立子以贵不以长。桓何以贵?母贵也。母贵,则子何以贵?子以母贵,母以子贵。


桐叶封弟辨

唐代柳宗元

古之传者有言: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,曰:“以封汝。”周公入贺。王曰:“戏也。”周公曰:“天子不可戏。”乃封小弱弟于唐。

吾意不然。王之弟当封邪,周公宜以时言于王,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。不当封邪,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,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,其得为圣乎?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,必从而成之邪?设有不幸,王以桐叶戏妇寺,亦将举而从之乎?凡王者之德,在行之何若。设未得其当,虽十易之不为病;要于其当,不可使易也,而况以其戏乎!若戏而必行之,是周公教王遂过也。

吾意周公辅成王,宜以道,从容优乐,要归之大中而已,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。又不当束缚之,驰骤之,使若牛马然,急则败矣。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,况号为君臣者邪!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,非周公所宜用,故不可信。

或曰:封唐叔,史佚成之。


亲政篇

明代王鏊

《易》之《泰》:“上下交而其志同。”其《否》曰:“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。”盖上之情达于下,下之情达于上,上下一体,所以为“泰”。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,上下间隔,虽有国而无国矣,所以为“否”也。

交则泰,不交则否,自古皆然,而不交之弊,未有如近世之甚者。君臣相见,止于视朝数刻;上下之间,章奏批答相关接,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。非独沿袭故事,亦其地势使然。何也?国家常朝于奉天门,未尝一日废,可谓勤矣。然堂陛悬绝,威仪赫奕,御史纠仪,鸿胪举不如法,通政司引奏,上特视之,谢恩见辞,湍湍而退,上何尝治一事,下何尝进一言哉?此无他,地势悬绝,所谓堂上远于万里,虽欲言无由言也。

愚以为欲上下之交,莫若复古内朝之法。盖周之时有三朝:库门之外为正朝,询谋大臣在焉;路门之外为治朝,日视朝在焉;路门之内为内朝,亦曰燕朝。《玉藻》云:“君日出而视朝,退视路寝听政。” 盖视朝而见群臣,所以正上下之分;听政而视路寝,所以通远近之情。汉制:大司马、左右前后将军、侍中、散骑诸吏为中朝,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。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,元正、冬至受万国之朝贡,则御焉,盖古之外朝也。其北曰太极门,其西曰太极殿,朔、望则坐而视朝,盖古之正朝也。又北曰两仪殿,常日听朝而视事,盖古之内朝也。宋时常朝则文德殿,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,正旦、冬至、圣节称贺则大庆殿,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,试进士则崇政殿。侍从以下,五日一员上殿,谓之轮对,则必入陈时政利害。内殿引见,亦或赐坐,或免穿靴,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。盖天有三垣,天子象之。正朝,象太极也;外朝,象天市也;内朝,象紫微也。自古然矣。

国朝圣节、冬至、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,即古之正朝也。常日则奉天门,即古之外朝也。而内朝独缺。然非缺也,华盖、谨身、武英等殿,岂非内朝之遗制乎?洪武中如宋濂、刘基,永乐以来如杨士奇、杨荣等,日侍左右,大臣蹇义、夏元吉等,常奏对便殿。于斯时也,岂有壅隔之患哉?今内朝未复,临御常朝之后,人臣无复进见,三殿高閟,鲜或窥焉。故上下之情,壅而不通;天下之弊,由是而积。孝宗晚年,深感有慨于斯,屡召大臣于便殿,讲论天下事。方将有为,而民之无禄,不及睹至治之美,天下至今以为恨矣。

惟陛下远法圣祖,近法孝宗,尽铲近世壅隔之弊。常朝之外,即文华、武英二殿,仿古内朝之意,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,侍从、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;诸司有事咨决,上据所见决之,有难决者,与大臣面议之;不时引见群臣,凡谢恩辞见之类,皆得上殿陈奏。虚心而问之,和颜色而道之,如此,人人得以自尽。陛下虽身居九重,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。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,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。如此,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?唐、虞之时,明目达聪,嘉言罔伏,野无遗贤,亦不过是而已。


项羽本纪赞

两汉司马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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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谊论

宋代苏轼

非才之难,所以自用者实难。惜乎!贾生,王者之佐,而不能自用其才也。

夫君子之所取者远,则必有所待;所就者大,则必有所忍。古之贤人,皆负可致之才,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,未必皆其时君之罪,或者其自取也。

愚观贾生之论,如其所言,虽三代何以远过?得君如汉文,犹且以不用死。然则是天下无尧、舜,终不可有所为耶?仲尼圣人,历试于天下,苟非大无道之国,皆欲勉强扶持,庶几一日得行其道。将之荆,先之以冉有,申之以子夏。君子之欲得其君,如此其勤也。孟子去齐,三宿而后出昼,犹曰:“王其庶几召我。”君子之不忍弃其君,如此其厚也。公孙丑问曰:“夫子何为不豫?”孟子曰:“方今天下,舍我其谁哉?而吾何为不豫?”君子之爱其身,如此其至也。夫如此而不用,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,而可以无憾矣。若贾生者,非汉文之不能用生,生之不能用汉文也。

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,灌婴连兵数十万,以决刘、吕之雌雄,又皆高帝之旧将,此其君臣相得之分,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?贾生,洛阳之少年。欲使其一朝之间,尽弃其旧而谋其新,亦已难矣。为贾生者,上得其君,下得其大臣,如绛、灌之属,优游浸渍而深交之,使天子不疑,大臣不忌,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,不过十年,可以得志。安有立谈之间,而遽为人“痛哭”哉!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,纡郁愤闷,趯然有远举之志。其后以自伤哭泣,至于夭绝。是亦不善处穷者也。夫谋之一不见用,则安知终不复用也?不知默默以待其变,而自残至此。呜呼!贾生志大而量小,才有余而识不足也。

古之人,有高世之才,必有遗俗之累。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,则不能全其用。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,一朝尽斥去其旧臣,而与之谋。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,其以此哉!愚深悲生之志,故备论之。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,则知其有狷介之操,一不见用,则忧伤病沮,不能复振。而为贾生者,亦谨其所发哉!


上梅直讲书

宋代苏轼

轼每读《诗》至《鸱鸮》,读《书》至《君奭》,常窃悲周公之不遇。及观《史》,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,而弦歌之声不绝,颜渊、仲由之徒,相与问答。夫子曰: “‘匪兕匪虎,率彼旷野’,吾道非邪,吾何为于此?”颜渊曰:“夫子之道至大,故天下莫能容。虽然,不容何病?不容然后见君子。”夫子油然而笑曰:“回,使尔多财,吾为尔宰。”夫天下虽不能容,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。乃今知周公之富贵,有不如夫子之贫贱。夫以召公之贤,以管蔡之亲,而不知其心,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?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,皆天下之贤才,则亦足以乐乎此矣。

轼七八岁时,始知读书,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,其为人如古孟轲、韩愈之徒。而又有梅公者,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。其后益壮,始能读其文词,想见其为人,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,而自乐其乐也。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,求斗升之禄,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。来京师逾年,未尝窥其门。 今年春,天下之士,群至于礼部,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。轼不自意,获在第二。既而闻之,执事爱其文,以为有孟轲之风,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。是以在此,非左右为之先容,非亲旧为之请属,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,一朝为知己。退而思之,人不可以苟富贵,亦不可以徒贫贱。有大贤焉而为其徒,则亦足恃矣。苟其侥一时之幸,从车骑数十人,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,亦何以易此乐也。 传曰:“不怨天,不尤人。”盖“优哉游哉,可以卒岁”。执事名满天下,而位不过五品。其容色温然而不怒,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,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。轼愿与闻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