争臣论
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,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?学广而闻多,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,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,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视其德,如在野,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?
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或曰:否,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,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,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:“尔有嘉谟嘉猷,则人告尔后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斯谟斯猷,惟我后之德”若阳子之用心,亦若此者。愈应之曰:若阳子之用心如此,滋所谓惑者矣。入则谏其君,出不使人知者,大臣宰相者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,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,主上嘉其行谊,擢在此位,官以谏为名,诚宜有以奉其职,使四方后代,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,天子有不僭赏、从谏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士,闻而慕之,束带结发,愿进于阙下,而伸其辞说,致吾君于尧舜,熙鸿号于无穷也。若《书》所谓,则大臣宰相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阳子之心,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?是启之也。
或曰: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,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变,何子过之深也?愈曰:自古圣人贤士,皆非有求于闻用也。闵其时之不平,人之不义,得其道。不敢独善其身,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,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,孔席不暇暖,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贤者,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,岂使自有余而已,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,耳司闻而目司见,听其是非,视其险易,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,时人之耳目也;时人者,圣贤之身也。且阳子之不贤,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;若果贤,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。恶得以自暇逸乎哉?
或曰: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,而恶讦以为直者。若吾子之论,直则直矣,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?好尽言以招人过,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,吾子其亦闻乎?愈曰:君子居其位,则思死其官。未得位,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,非以为直而加入也。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,而好尽言于乱国,是以见杀。《传》曰:“惟善人能受尽言。”谓其闻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:“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。”今虽不能及已,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?
“争臣论”译文及注释
译文一
有人在我这里问谏议大夫阳城:“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?他学问渊博见识广博,不用求教于人。按古人的道理行事,居住在晋地的偏远之处。晋地的百姓受到他德行的熏陶因此有几千人善良。有大臣听说了便举荐他,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。人们都认为很光彩,阳子并没有喜色。待在这个位置上五年了,看他的德行如同还是在野一样。他岂是因富贵而偏移心志的人啊!”
韩愈我回答他道:“这就是《易经》的柔顺的恒卦所说的长久不变它的德操对男人是坏事啊。怎么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哦?在《易经·蛊》的上九卦中说:‘不侍奉王侯,使自己的情操高尚’。《蹇》的六二卦就说:‘国家的臣子处境艰险,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,是为了国家和君主啊。’这也是因为在不同的时段境况,而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不同。象《蛊》的上九卦,处在无所作为的境地,却要致力于并非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尚事业;象《蹇》的六二卦,处在国家臣子的位子,却将不理国事作为高尚的心志,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,对为官不作为的现象的讽刺就会很多。这样的样板可不能作为标准,而且其过错的遗害终久难以消除的。如今阳先生在职不算不久了,了解天下的得失不可能不熟悉了,天子待他不可谓不是厚爱有加了,而他却未曾有一句涉及朝政的话,看待朝政的得失,就好像越国的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,轻飘飘在他的心里没有一点喜忧的感受。问他的官职,就说是谏议大夫;问他的俸禄,就说:‘下大夫级别的薪俸’;问他的职责,就说:‘我不知道啊’。有道之士,原本是这样的吗?而且我还听说:有官职的人,不称其职就离开;有进言责任的人,进言而无作用就离开。今天的阳先生认为他自己进言了吗?该进言而不言语,与不用他的进言而不离开,没有一样是值得肯定的。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出仕吧?古人有话说:‘为官不是因为贫穷,而有的时候又是因为贫穷’,说的就是为了俸禄的官员。这种官员应当辞去尊贵的官职而呆在卑下的地位,离开富有处身贫穷,象那些守关打更的人一样就行了。孔子曾经做粮仓主管,曾经做六畜主管,都不敢耽误他的职守,必定说:‘统计停当了才算完啊’,必定说:‘牛羊生长好了才行啊’。象阳先生的俸禄,不是卑下和贫穷,这是非常明显的,却如此作为,他这样可以吗?”
有的人说:“不,不是这样的。阳先生不讽谏皇帝的原因,是作为臣子不做揭示他的君主的过错来得到名望的行为,所以虽然有谏有议论,让人不得而知啊。《书经》说:‘你有好谋划好的策略,就进到里面告诉你的君主,你在外面夸奖君主,说:‘这么好的谋划这么好的策略,只有我的君主的德行才想得出来。’阳先生的用心,也和这是一样的。”
韩愈我回应道:“如果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,更让我迷惑的了。进去讽谏君主,出来不让人知道的臣子,是大臣宰相的事情,不是阳先生适合做的事。阳先生本来以百姓的身份隐居在蒿草棚之下,皇上奖赏他的行为适宜,提拔他到这个职位。官职以谏作为名称,完全应该有行动来尽他的职守,让全国各地和后代知道朝廷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直言的臣子,天子有不误赏、顺遂地听从讽谏的美德。那些山林隐居的人士,听了便羡慕他,绑好衣带扎起头发打扮整齐,愿意来到朝廷申述他们的见解,致使我们的皇帝成为尧舜一样的贤帝,英明名声流芳万古。如同《书经》所说的,那么大臣宰相的事,不是阳先生所适合去做的。而阳先生的用心是要让君主讨厌听到自己的过错吧?是促使这种现象的发生啊。”
有的人说:“阳先生的不求闻名而人们宣扬他,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他,是不得已而起来的。他坚守他的原则不变,为什么您责备他这么严厉呢?”
韩愈我说:“自古圣人贤士都没有有求于闻名、被任用。为当时的不平而忧患、为民众不得治理而忧患,按照他们的原则,是不敢独善其身,而一定要普救天下啊;勤劳不懈,到死才算结束。所以禹过家门不入,孔子来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继续赶路游说列国,而墨子家烟囱都熏不黑长年累月奔波在外。这两为圣人一位贤士,岂会不知道自己的安逸是享乐吗?实在是敬畏上天寄托的责任同情百姓的困苦啊。上天授予某人贤能的才能,难道是使他自己优于旁人就完了吗?其实是要用他们补救这个世上的不足之处啊。耳目在身上的作用,耳朵是用来听而眼睛是用来看,听清楚那些是非,看清楚那些险和易,然后身体才得安宁啊。圣贤的人,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耳目啊;那个时代的人们,就是圣贤的身体啊。而阳先生如果不贤能,就要受贤能的人役使来效力他的上级啊。如果他真的贤能,就本该敬畏天命而为人们的困苦忧愁,怎能好整以暇地自得安逸呢?”
有的人说:“我听说君子不喜欢强加于人,而且不揭发别人的阴私指责别人的过失来表现自己的直率。象先生这样的言论,直率是够直率的,不是损伤自己的德行而且浪费唇舌吗?喜欢和盘托出揭示别人的过错,国武子之所以在齐国被杀,先生也听说了吧?”
韩愈我说:“君子处在他的职位上,就想的是为他的职责而死;没有得到职位,就要想着说好他的言论来阐明他的道理。我是要阐明道理,不是来表现自己的直率而强加于人。而且国武子不能亲近获得善人的理解,只是喜欢在内乱的国家说出所有的言论,所以被杀。古书上说:‘只有善良的人能够接受所有的言论。’是说他们听了能够改正缺点。您告诉我说:‘阳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。’现在虽然不能达到自己所认为的高度,阳先生难道不是一个善人吗?”
译文二
有人问我:谏议大夫阳城,可以算做有道德的士人吗?他学识渊博,广见多闻,又不希望人们知道他的名声。他履行古人的道德准则,住在晋地的边境。晋地边境的人受到他的道德熏陶而修行善良的有几千人之众。大臣听说后就推荐他,皇帝任用他为谏议大夫。人们都认为这是很荣耀的,而阳先生却没有欣喜的表情。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五年了,看他的品德好像与隐居在野时一样,他哪里会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呢?
我回答说:这就是《易经》里所说的,长期保持着一种德操而不能因事制宜,这对士大夫来说是有危害的。哪里算得上有道德的人呢?《易经·蛊卦》的“上九”中说:“不愿侍奉王侯,只求自己的节操高尚。”《易经·蹇卦》的“六二”爻辞中又这么说:“做臣子的不避艰难去直言进谏尽忠于君主,是由于他不顾自身的缘故。”那不就是因为所处的时间场合不一样,所实践的准则也不同吗?就像《蛊卦》的“上九”爻说的那样,处于没被任用的地位,却去表示奋不顾身的节操;再如《蹇卦》的“六二”爻说的,处在君王之臣的职位,却把不侍奉王侯的节操当作高尚,那么冒求仕进的祸患便会产生,玩忽职守的指责也会兴起。此种志向不当效法,而且最后将不可避免地获得罪过啊。现在阳先生担任职位的时间,不能算是不长久了;了解国家的政治措施的正确与失误,不能算是不熟悉了;皇帝对待他,不能说不重视。然而他未曾说过一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话。看待朝政的得失,就好像越国人看秦国人的胖瘦一样毫不在意,他心中没有喜悦和忧愁的波动。问他担任什么官职,就说是谏议大夫啊;问他有多少俸禄,就说是下大夫的品级啊;问他朝政情况,就回答说我不知道。有道德的人,原来是这样的吗?况且我听说:有官位职守的人,不能称职就该离去;有进言任务的人,不能提出有益的意见就辞去。现在阳先生认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批评没有呢?能够提出批评而不提,和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议批评而不离去,这两种态度没有一种是对的啊。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做官的吗?古人说过:“做官不是因为家贫,但有时是因为贫困的。”指的是那些为俸禄而做官的人。应该辞去高位而担任低下的职务,放弃富贵而安于贫贱生活,当个守门、巡夜之类的差使就可以了。孔子曾经做过管理粮仓的小吏,又曾做过管理畜牧的贱职,也不敢旷废他的职守,总是说“一定做到会计准确无误才算完成任务”,总是说“牛羊顺利成长才行”。像阳先生的品级俸禄,不算低下和微薄,那是明明白白的了,可是他的行事却是这个样子,难道可以吗?
有人说:不,不是这样的。阳先生是憎恶诽谤皇上的人,厌恶那些作为臣下却通过公开揭发他的君主的过失而出名的人。所以,他虽然向皇帝提了意见和建议,却不让别人知道。《尚书》中说:“你有好的计策和谋略,就去告诉你的君主,你到外面就和大家说:这个计策智谋是我们君主出的。”阳先生的用意也是像这样的。韩愈回答说:假如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的,那他可谓更糊涂了。进去为君主献策,出来又不使别人知道,这是大臣宰相的做法,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。那阳先生,本来以平民身份,隐居在草野之间,皇上赏识他的品行道义,提拔他担任这个职位,官为谏议大夫,他实在应该做出成绩来,奉行自己的职守,使全国各地和子孙后代知道朝廷有直言不讳、刚正不屈的臣子,君主有不滥赏和从谏如流的美名。这就可能使山野间的隐士听到了而对此产生羡慕之心,束好腰带,挽起发髻,愿意进身到宫门之下陈述他们的言论,使我们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,使他们伟大的名声流传千古。像《尚书》所说的,那是大臣宰相的事,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。况且阳先生的想法,将会使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吧?这就是在这方面启发君主啊。
有人说:阳先生不求出名而别人都知道他,不求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。他不得已才出来做官,保持着一贯的操行准则而不改变,为什么您对他责备得如此苛刻呢?韩愈说: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,都不是由于追求名望而被任用的,他们怜悯自己所处的时代动荡,民生不安定,有了道德和学问之后,不敢独善其身,一定要经世致用,普济天下。勤恳努力,终身不懈,到死才罢休。所以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,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去看一下,孔子周游列国时,连坐席也来不及坐暖就又出门了,而墨翟从不安居一地,所住之处灶上烟囱不及熏黑,就离家了。那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,难道不懂得自己过安逸生活的快乐吗?实在是敬畏上天的旨意,而且怜悯人民的穷困啊。上天将圣贤的德才和能力授予这些人,哪里只是让他们自己有余就算了,实在是想通过他们来补充别人的不足。耳目对人来说,耳管听,眼管看,听清是非,看明安危,然后身体才能安全。圣人贤人,是世人的耳目;世人,是圣贤的身体。再说阳先生要不是贤人,那就应该被贤人所遣使来侍奉他的君主;如果确实是贤人,本当敬畏上天的意旨,而怜悯百姓的穷困。怎么能够只顾自己的闲适安逸呢?
有人说:我听说君子不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,并且憎恶那种把攻击别人当做正直的人。像您的议论,直率是够直率的了,未免有点损害道德并且浪费口舌了吧?喜欢直言不讳地揭发别人的过失,这就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害的原因啊,您大概也听说过吧?韩愈说:君子有官位,就应有以身殉职的思想准备。未得到官位,就考虑修饰文辞来阐明他掌握的道理。我是要阐明道理,并不是自以为正直而强迫人家接受自己不要的东西。况且国武子是因为未遇到善良的人,又喜欢在乱国直言不讳,所以被杀。《国语》上说:“只有善人才能够无保留地接受批评。”这就是说他听到别人规劝后能改正自己的过失。您告诉我说:“阳先生可以算是有道德的人。”阳先生虽然现在未能达到,难道他将来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吗?
注释
①谏议大夫:官名,执掌议论政事,对皇帝进行规劝。阳城(736—805):原隐居中条山(今山西南部),788年(贞元四年),唐德宗召为谏议大夫。《旧唐书·阳城传》载,阳城就任谏议大夫之后,其他谏官纷纷论事,细碎的问题都上达到皇帝那里。阳城则与二弟及客人日夜痛饮,人们猜不着他的意图。及贞元十一年。德宗听信谗言,要处分贤相陆贽,任命奸佞裴贤龄为相,阳城拼死极谏,使事态有所改变,他则受到贬谪。
②晋:周时古国名,辖境在今山西大部,河北西南部,河南北部及陕西一角。鄙:边境。
③熏:熏陶,影响。
④大臣:指李泌。《顺宗实录》载,德宗贞元三年六月,李泌为相,次年举阳城为谏议大夫。
⑤阳子:即阳城。
⑥本句引文见《易》的《恒》卦:“恒其德贞。妇人吉,夫子凶。”意思是说,永远保持一种行为的准则,对妇人来说是好事,对男子来说并不是好事。据封建礼义,妇人应该从一夫而终身,而男子应该因事制宜,有应变能力,不可一味顺从。
⑦上九:《周易》每卦有六条爻辞,“上九”和下文的“六二”都是爻的名称。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”是《蛊卦》的上九爻辞,即隐居不仕之意。
⑧王臣蹇蹇(jiǎn),匪躬之故:做臣子的不避艰难,辅助国君,是由于他能不顾自身的缘故。蹇蹇,尽忠的样子。匪,通“非”。躬:自身。
⑨蹈:践,此处为履行、实行之意。旷:空缺。越、秦:周时两个诸侯国,相隔很远,越在东方,今浙江一带。秦在西北,今陕西一带。下大夫:周时的职级名,列国的国卿。唐制,谏议大夫称为正五品,年俸二百石,秩品相当于古代的下大夫。“有官守者”四句:出自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。禄仕:为了俸禄而出仕。“仕不为贫”二句:见《孟子·万章下》。意为仕宦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救贫,但有时为了解脱贫困而去仕宦,也是允许的。“宜乎辞”二句:古人认为为了解决生活而出仕,即以官为业,不应居高位,取厚禄。抱关:守关门。击柝(tuò):打更。委吏:古代掌管粮食的小官。乘田:古官名。春秋时鲁国主管畜牧的小官。会计:管理财、物及出纳事。章章:显明的样子。
“争臣论”鉴赏
评析
《争臣论》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,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,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,用问答的形式,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,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,忠于职守,不能敷衍塞责,得过且过。由于文章有的放矢,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,此乃后话。《争臣论》又作《诤臣论》。
《争臣论》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。首先由对方发问,提出阳城是“有道之士”的看法,并且阐述其理由。尽管是发问,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。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“有道之士”,什么是“争臣”作一番论证。这第一轮辩论之后,对方其实已经势屈。势屈而不服,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。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,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,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。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,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,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,所谓朝回焚谏草,是为世俗传为美谈。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。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,并不像一般人那样,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。谏官之设,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,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,久而久之,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。这种行为,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。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,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“恶闻其过”的危险习惯吗?第二轮辩论后,胜负已成定局。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,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,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,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。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,确实颇为精彩。
历史的事实是,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,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。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,确是不对。
创作背景
《争臣论》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,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,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,用问答的形式,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,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。由于文章有的放矢,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,此乃后话。
韩愈简介
唐代·韩愈的简介

韩愈(768~824)字退之,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,河阳(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)人,汉族。祖籍河北昌黎,世称韩昌黎。晚年任吏部侍郎,又称韩吏部。谥号“文”,又称韩文公。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,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,破骈为散,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。宋代苏轼称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,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,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,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,作品都收在《昌黎先生集》里。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“道统”观念的确立者,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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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臣论
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,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?学广而闻多,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,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,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视其德,如在野,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?
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或曰:否,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,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,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:“尔有嘉谟嘉猷,则人告尔后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斯谟斯猷,惟我后之德”若阳子之用心,亦若此者。愈应之曰:若阳子之用心如此,滋所谓惑者矣。入则谏其君,出不使人知者,大臣宰相者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,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,主上嘉其行谊,擢在此位,官以谏为名,诚宜有以奉其职,使四方后代,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,天子有不僭赏、从谏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士,闻而慕之,束带结发,愿进于阙下,而伸其辞说,致吾君于尧舜,熙鸿号于无穷也。若《书》所谓,则大臣宰相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阳子之心,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?是启之也。
或曰: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,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变,何子过之深也?愈曰:自古圣人贤士,皆非有求于闻用也。闵其时之不平,人之不义,得其道。不敢独善其身,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,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,孔席不暇暖,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贤者,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,岂使自有余而已,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,耳司闻而目司见,听其是非,视其险易,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,时人之耳目也;时人者,圣贤之身也。且阳子之不贤,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;若果贤,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。恶得以自暇逸乎哉?
或曰: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,而恶讦以为直者。若吾子之论,直则直矣,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?好尽言以招人过,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,吾子其亦闻乎?愈曰:君子居其位,则思死其官。未得位,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,非以为直而加入也。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,而好尽言于乱国,是以见杀。《传》曰:“惟善人能受尽言。”谓其闻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:“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。”今虽不能及已,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?
上梅直讲书
轼每读《诗》至《鸱鸮》,读《书》至《君奭》,常窃悲周公之不遇。及观《史》,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,而弦歌之声不绝,颜渊、仲由之徒,相与问答。夫子曰: “‘匪兕匪虎,率彼旷野’,吾道非邪,吾何为于此?”颜渊曰:“夫子之道至大,故天下莫能容。虽然,不容何病?不容然后见君子。”夫子油然而笑曰:“回,使尔多财,吾为尔宰。”夫天下虽不能容,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。乃今知周公之富贵,有不如夫子之贫贱。夫以召公之贤,以管蔡之亲,而不知其心,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?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,皆天下之贤才,则亦足以乐乎此矣。
轼七八岁时,始知读书,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,其为人如古孟轲、韩愈之徒。而又有梅公者,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。其后益壮,始能读其文词,想见其为人,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,而自乐其乐也。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,求斗升之禄,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。来京师逾年,未尝窥其门。 今年春,天下之士,群至于礼部,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。轼不自意,获在第二。既而闻之,执事爱其文,以为有孟轲之风,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。是以在此,非左右为之先容,非亲旧为之请属,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,一朝为知己。退而思之,人不可以苟富贵,亦不可以徒贫贱。有大贤焉而为其徒,则亦足恃矣。苟其侥一时之幸,从车骑数十人,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,亦何以易此乐也。 传曰:“不怨天,不尤人。”盖“优哉游哉,可以卒岁”。执事名满天下,而位不过五品。其容色温然而不怒,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,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。轼愿与闻焉。
后出师表
先帝深虑汉、贼不两立,王业不偏安,故托臣以讨贼也。以先帝之明,量臣之才,固知臣伐贼,才弱敌强也。然不伐贼,王业亦亡。惟坐而待亡,孰与伐之?是故托臣而弗疑也。
臣受命之日,寝不安席,食不甘味。思惟北征。宜先入南。故五月渡泸,深入不毛,并日而食;臣非不自惜也,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,故冒危难,以奉先帝之遗意也,而议者谓为非计。今贼适疲于西,又务于东,兵法乘劳,此进趋之时也。谨陈其事如左:
高帝明并日月,谋臣渊深,然涉险被创,危然后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,谋臣不如良、平,而欲以长策取胜,坐定天下,此臣之未解一也。
刘繇、王朗各据州郡,论安言计,动引圣人,群疑满腹,众难塞胸,今岁不战,明年不征,使孙策坐大,遂并江东,此臣之未解二也。
曹操智计,殊绝于人,其用兵也,仿佛孙、吴,然困于南阳,险于乌巢,危于祁连,逼于黎阳,几败北山,殆死潼关,然后伪定一时耳。况臣才弱,而欲以不危而定之,此臣之未解三也。
曹操五攻昌霸不下,四越巢湖不成,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,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,先帝每称操为能,犹有此失,况臣驽下,何能必胜?此臣之未解四也。
自臣到汉中,中间期年耳,然丧赵云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郃、邓铜等及曲长、屯将七十余人,突将、无前、賨叟、青羌、散骑、武骑一千余人。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,非一州之所有;若复数年,则损三分之二也,当何以图敌?此臣之未解五也。
今民穷兵疲,而事不可息;事不可息,则住与行劳费正等。而不及今图之,欲以一州之地,与贼持久,此臣之未解六也。
夫难平者,事也。昔先帝败军于楚,当此时,曹操拊手,谓天下已定。然后先帝东连吴越,西取巴蜀,举兵北征,夏侯授首,此操之失计,而汉事将成也。然后吴更违盟,关羽毁败,秭归蹉跌,曹丕称帝。凡事如是,难可逆见。臣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至于成败利钝,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
秦楚之际月表
太史公读秦楚之际,曰:初作难,发于陈涉;虐戾灭秦自项氏;拨乱诛暴,平定海内,卒践帝祚,成于汉家。五年之间,号令三嬗,自生民以来,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!
昔虞、夏之兴,积善累功数十年,德洽百姓,摄行政事,考之于天,然后在位。汤、武之王,乃由契、后稷,修仁行义十余世,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,犹以为未可,其后乃放弑。秦起襄公,章于文、缪,献、孝之后,稍以蚕食六国,百有余载,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。以德若彼,用力如此,盖一统若斯之难也!
秦既称帝,患兵革不休,以有诸侯也,于是无尺土之封,堕坏名城,销锋镝,锄豪杰,维万世之安。然王迹之兴,起于闾巷,合从讨伐,轶于三代。乡秦之禁,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,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,安在无土不王?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?岂非天哉?岂非天哉?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?
报孙会宗书
恽材朽行秽,文质无所底,幸赖先人余业,得备宿卫。遭遇时变,以获爵位。终非其任,卒与祸会。足下哀其愚,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,殷勤甚厚。然窃恨足下不深推其终始,而猥随俗之毁誉也。言鄙陋之愚心,若逆指而文过;默而息乎,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。故敢略陈其愚,惟君子察焉。
恽家方隆盛时,乘朱轮者十人,位在列卿,爵为通侯,总领从官,与闻政事。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,以宣德化,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,陪辅朝庭之遗忘,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。怀禄贪势,不能自退,遂遭变故,横被口语,身幽北阙,妻子满狱。当此之时,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,岂意得全首领,复奉先人之丘墓乎?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。君子游道,乐以忘忧;小人全躯,说以忘罪。窃自念过已大矣,行已亏矣,长为农夫以末世矣。是故身率妻子,戮力耕桑,灌园治产,以给公上,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。
夫人情所不能止者,圣人弗禁。故君父至尊亲,送其终也,有时而既。臣之得罪,已三年矣。田家作苦。岁时伏腊,烹羊炰羔,斗酒自劳。家本秦也,能为秦声。妇赵女也,雅善鼓瑟。奴婢歌者数人,酒后耳热,仰天抚缶而呼乌乌。其诗曰:“田彼南山,芜秽不治。种一顷豆,落而为萁。人生行乐耳,须富贵何时!”是日也,奋袖低昂,顿足起舞;诚滛荒无度,不知其不可也。恽幸有余禄,方籴贱贩贵,逐什一之利。此贾竖之事,污辱之处,恽亲行之。下流之人,众毁所归,不寒而栗。虽雅知恽者,犹随风而靡,尚何称誉之有?董生不云乎:“明明求仁义,常恐不能化民者,卿大夫之意也。明明求财利,常恐困乏者,庶人之事也。”故道不同,不相为谋,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!
夫西河魏土,文侯所兴,有段干木、田子方之遗风,漂然皆有节概,知去就之分。顷者足下离旧土,临安定,安定山谷之间,昆戎旧壤,子弟贪鄙,岂习俗之移人哉?于今乃睹子之志矣!方当盛汉之隆,愿勉旃,毋多谈。
石碏谏宠州吁
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,曰庄姜。美而无子,卫人所为赋《硕人》也。又娶于陈,曰厉妫。生孝伯,蚤死。其娣戴妫生桓公,庄姜以为己子。
公子州吁,嬖人之子也。有宠而好兵,公弗禁,庄姜恶之。
石碏谏曰:“臣闻爱子,教之以义方,弗纳于邪。骄奢淫佚,所自邪也。四者之来,宠禄过也。将立州吁,乃定之矣;若犹未也,阶之为祸。夫宠而不骄,骄而能降,降而不憾,憾而能眕者,鲜矣。且夫贱妨贵,少陵长,远间亲,新间旧,小加大,淫破义,所谓六逆也。君义,臣行,父慈,子孝,兄爱,弟敬,所谓六顺也。去顺效逆,所以速祸也。君人者,将祸是[通“事”]务去,而速之,无乃不可乎?”弗听。
其子厚与州吁游,禁之,不可。桓公立,乃老。
北山移文
钟山之英,草堂之灵,驰烟驿路,勒移山庭:
夫以耿介拔俗之标,萧洒出尘之想,度白雪以方洁,干青云而直上,吾方知之矣。
若其亭亭物表,皎皎霞外,芥千金而不眄,屣万乘其如脱,闻凤吹于洛浦,值薪歌于延濑,固亦有焉。
岂期终始参差,苍黄翻覆,泪翟子之悲,恸朱公之哭。乍回迹以心染,或先贞而后黩,何其谬哉!呜呼,尚生不存,仲氏既往,山阿寂寥,千载谁赏!
世有周子,隽俗之士,既文既博,亦玄亦史。然而学遁东鲁,习隐南郭,偶吹草堂,滥巾北岳。诱我松桂,欺我云壑。虽假容于江皋,乃缨情于好爵。
其始至也,将欲排巢父,拉许由,傲百氏,蔑王侯。风情张日,霜气横秋。或叹幽人长往,或怨王孙不游。谈空空于释部,覈玄玄于道流,务光何足比,涓子不能俦。
及其鸣驺入谷,鹤书赴陇,形驰魄散,志变神动。尔乃眉轩席次,袂耸筵上,焚芰制而裂荷衣,抗尘容而走俗状。风云凄其带愤,石泉咽而下怆,望林峦而有失,顾草木而如丧。
至其钮金章,绾墨绶,跨属城之雄,冠百里之首。张英风于海甸,驰妙誉于浙右。道帙长摈,法筵久埋。敲扑喧嚣犯其虑,牒诉倥偬装其怀。琴歌既断,酒赋无续,常绸缪于结课,每纷纶于折狱,笼张赵于往图,架卓鲁于前箓,希踪三辅豪,驰声九州牧。
使我高霞孤映,明月独举,青松落阴,白云谁侣?磵户摧绝无与归,石径荒凉徒延伫。至于还飙入幕,写雾出楹,蕙帐空兮夜鹤怨,山人去兮晓猨惊。昔闻投簪逸海岸,今见解兰缚尘缨。于是南岳献嘲,北陇腾笑,列壑争讥,攒峰竦诮。慨游子之我欺,悲无人以赴吊。
故其林惭无尽,涧愧不歇,秋桂遣风,春萝罢月。骋西山之逸议,驰东皋之素谒。
今又促装下邑,浪栧上京,虽情殷于魏阙,或假步于山扃。岂可使芳杜厚颜,薜荔蒙耻,碧岭再辱,丹崖重滓,尘游躅于蕙路,污渌池以洗耳。宜扃岫幌,掩云关,敛轻雾,藏鸣湍。截来辕于谷口,杜妄辔于郊端。于是丛条瞋胆,叠颖怒魄。或飞柯以折轮,乍低枝而扫迹。请回俗士驾,为君谢逋客。
司马错论伐蜀
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,司马错欲伐蜀,张仪曰:“不如伐韩。”王曰:“请闻其说。”
对曰:“亲魏善楚,下兵三川,塞轘辕、缑氏之口,当屯留之道,魏绝南阳,楚临南郑,秦攻新城宜阳,以临二周之郊,诛周主之罪,侵楚魏之地。周自知不救,九鼎宝器必出。据九鼎,按图籍,挟天子以令天下,天下莫敢不听,此王业也。今夫蜀,西僻之国也,而戎狄之长也,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,得其地不足以为利。臣闻:‘争名者于朝,争利者于市。’今三川、周室,天下之市朝也,而王不争焉,顾争于戎狄,去王业远矣。”
司马错曰:“不然。臣闻之:‘欲富国者,务广其地;欲强兵者,务富其民;欲王者,务博其德。三资者备,而王随之矣。’今王之地小民贫,故臣愿从事于易。夫蜀,西僻之国也,而戎狄之长也,而有桀纣之乱。以秦攻之,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。取其地足以广国也,得其财足以富民,缮兵不伤众,而彼已服矣。故拔一国,而天下不以为暴;利尽西海,诸侯不以为贪。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,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。今攻韩劫天子,劫天子,恶名也,而未必利也,又有不义之名。而攻天下之所不欲,危!臣请谒其故:周,天下之宗室也;韩,周之与国也。周自知失九鼎,韩自知亡三川,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,以因于齐、赵而求解乎楚、魏。以鼎与楚,以地与魏,王不能禁。此臣所谓危,不如伐蜀之完也。”
惠王曰:“善!寡人听子。”卒起兵伐蜀,十月取之,遂定蜀,蜀主更号为侯,而使陈庄相蜀。蜀既属,秦益强富厚,轻诸侯。
驳复仇议
臣伏见天后时,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,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,卒能手刃父仇,束身归罪。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;且请“编之于令,永为国典”。臣窃独过之。
臣闻礼之大本,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,凡为子者杀无赦。刑之大本,亦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,凡为理者杀无赦。其本则合,其用则异,旌与诛莫得而并焉。诛其可旌,兹谓滥;黩刑甚矣。旌其可诛,兹谓僭;坏礼甚矣。果以是示于天下,传于后代,趋义者不知所向,违害者不知所立,以是为典可乎?盖圣人之制,穷理以定赏罚,本情以正褒贬,统于一而已矣。
向使刺谳其诚伪,考正其曲直,原始而求其端,则刑礼之用,判然离矣。何者?若元庆之父,不陷于公罪,师韫之诛,独以其私怨,奋其吏气,虐于非辜,州牧不知罪,刑官不知问,上下蒙冒,吁号不闻;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,枕戈为得礼,处心积虑,以冲仇人之胸,介然自克,即死无憾,是守礼而行义也。执事者宜有惭色,将谢之不暇,而又何诛焉?
其或元庆之父,不免于罪,师韫之诛,不愆于法,是非死于吏也,是死于法也。法其可仇乎?仇天子之法,而戕奉法之吏,是悖骜而凌上也。执而诛之,所以正邦典,而又何旌焉?
且其议曰:“人必有子,子必有亲,亲亲相仇,其乱谁救?”是惑于礼也甚矣。礼之所谓仇者,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;非谓抵罪触法,陷于大戮。而曰“彼杀之,我乃杀之”。不议曲直,暴寡胁弱而已。其非经背圣,不亦甚哉!
《周礼》:“调人,掌司万人之仇。凡杀人而义者,令勿仇;仇之则死。有反杀者,邦国交仇之。”又安得亲亲相仇也?《春秋公羊传》曰:“父不受诛,子复仇可也。父受诛,子复仇,此推刃之道,复仇不除害。”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,则合于礼矣。且夫不忘仇,孝也;不爱死,义也。元庆能不越于礼,服孝死义,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。夫达理闻道之人,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?议者反以为戮,黩刑坏礼,其不可以为典,明矣。
请下臣议附于令。有断斯狱者,不宜以前议从事。谨议。
送天台陈庭学序
西南山水,惟川蜀最奇。然去中州万里,陆有剑阁栈道之险,水有瞿塘、滟滪之虞。跨马行,则篁竹间山高者,累旬日不见其巅际。临上而俯视,绝壑万仞,杳莫测其所穷,肝胆为之悼栗。水行,则江石悍利,波恶涡诡,舟一失势尺寸,辄糜碎土沉,下饱鱼鳖。其难至如此。故非仕有力者,不可以游;非材有文者,纵游无所得;非壮强者,多老死于其地。嗜奇之士恨焉。
天台陈君庭学,能为诗,由中书左司掾,屡从大将北征,有劳,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,由水道至成都。成都,川蜀之要地,扬子云、司马相如、诸葛武侯之所居,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,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,庭学无不历览。既览必发为诗,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,于是其诗益工。越三年,以例自免归,会予于京师;其气愈充,其语愈壮,其志意愈高;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。
予甚自愧,方予少时,尝有志于出游天下,顾以学未成而不暇。及年壮方可出,而四方兵起,无所投足。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,极海之际,合为一家,而予齿益加耄矣。欲如庭学之游,尚可得乎?
然吾闻古之贤士,若颜回、原宪,皆坐守陋室,蓬蒿没户,而志意常充然,有若囊括于天地者。此其故何也?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?庭学其试归而求焉?苟有所得,则以告予,予将不一愧而已也!